西方当年对朱镕基是看错了还是没看错

更值得认真考虑的可能恰恰相反：朱镕基并没有存心欺骗西方，真正产生巨大历史后果的，可能正是他的真诚。

朱镕基时代的改革并非表演。大批效率低下的国企被重组，大量职工下岗，银行和财政体系接受整顿，中国为加入WTO承担了相当具体的开放义务。研究甚至指出，中国利用WTO这种外部约束来增强国内改革的可信度、压缩国企软预算约束，本身就是入世的重要政策功能。

因此，把时间退回1999年，一个美国或者欧洲决策者看到的并不是今天的中国。

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曾在毛时代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击、后来重新进入最高权力层的技术官僚；看到一个敢于公开批评腐败、金融混乱和豆腐渣工程的总理；更重要的是，这个人不是没有实权的宣传人物，而是真能推动巨大改革、也愿意为改革承担政治代价的国务院总理。

如果西方因此相信“中国正在改变”，这个判断在当时并不荒唐。

真正的问题发生在下一步：西方把“朱镕基时代正在改变”逐渐外推成了“中国未来几十年都会沿着这个方向改变”。

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。

中国1990年代市场化是真的，加入WTO是真的，对外开放也是真的。但是，这些事实并不能证明市场化不可逆，更不能证明经济开放最终必然产生政治开放。

朱镕基最大的无意影响，可能恰恰在这里。他为中国提供了一笔巨大的个人信用，而西方后来在相当程度上把这笔个人信用错误地转换成了制度信用。

资本因此进入，供应商随之进入；供应商进入以后，零部件企业继续集中；随后是工程师、港口、模具、物流和上下游产业集群。几十年累积下来，中国不再只是一个生产廉价商品的国家，而是在一些产业形成了其他国家短期很难复制的供应链体系。

今天美国面对稀土、磁体、电池、无人机零部件等问题时，真正棘手的已经不是“中国能生产”，而是某些环节离开中国以后很难迅速生产。

这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反事实：如果1999年的中国展示给世界的是今天这种政治信号——最高领导人权力高度集中，党对企业控制不断强化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明显上升，总理个人政策自主性下降——美国国会、欧洲政府和跨国公司是否还会以同样速度、同样深度把供应链集中到中国？

中国仍然很可能成为制造业大国。十几亿人口、低成本劳动力、工业基础、沿海港口和巨大市场都不会消失。但成为制造业大国，与成为全球不可轻易替代的供应链中心，并不是同一回事。

这也说明，过去几十年的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“朱镕基欺骗世界”。

真正值得追问的反而是：为什么一个制度可以在某个时期产生朱镕基这样具有相当自主权、专业能力和改革意愿的领导人，却没有足够强的制度约束，保证后来领导人必须沿着同一方向继续走？

如果改革的持续最终依赖领导人的选择，那么领导人的真诚就不能等同于制度的长期可靠。

当然，西方也不能把所有责任推给中国。1990年代相信改革继续推进具有合理依据；但随着后来国家资本主义、产业政策、政治集中化和美中战略竞争的信号越来越清楚，西方本应不断重新评估风险。到了风险已经暴露以后，关键供应链仍然高度集中于中国，那就是美国、欧洲、日本自己的战略责任。WTO研究也早已指出，中国入世议定书虽然设置了超出一般成员的义务，却没有有效解决中国国企所带来的全部竞争问题。

因此，朱镕基去世真正值得留下的历史问题，也许不是“他是不是骗了西方”。

更深的教训是：西方当年未必看错了朱镕基，却可能把朱镕基看成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样子。

人可以是真诚的，改革也可以是真的。但一个国家今天表现出的善意和开放，并不能成为另一个国家放弃长期风险控制的理由。贸易可以互利，投资可以继续，全球化也未必错；真正不应该交出去的，是关键领域的退出能力。

朱镕基留下的这个教训，或许比评价他本人功过更加重要。

(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)

本文转自：TNT时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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