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辑：丁浚航
2026年08月14日 阅读：
仁智评论文章：朱镕基走了。
北京时间8月12日，这位曾经以强势、犀利甚至有些“不近人情”著称的中国前总理，在北京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，朱镕基或许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名字；但对于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的人来说，这三个字背后，却是一个时代。
那个时代当然并不完美。有国企改革带来的阵痛，有数以千万计工人的下岗，有腐败，有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，也有后来房地产狂飙的种子。然而，那又的确是一个今天回头看令人百感交集的时代。因为那时的中国，至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：向市场走，向世界走，向前走。
而朱镕基，正是那个时代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。
一
1998年3月，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。那时摆在他面前的，是一个问题成堆的中国经济：国企亏损严重，银行坏账高企，金融体系风险重重，政府机构臃肿低效，亚洲金融危机又正在席卷周边国家。
朱镕基选择的办法不是拖，而是改。国企要改，银行要改，政府机构要改，住房制度要改，财政税收要改。很多改革今天回头看，都可以争论，甚至应该反思，尤其是国企改革。“下岗”两个字，成为整整一代中国工人的痛苦记忆。许多人工作半生，突然失去“铁饭碗”；一些家庭的人生轨迹，因此彻底改变。
所以，朱镕基时代绝不是一个只有掌声的时代。但朱镕基最值得今天重新审视的地方，恰恰不是他做的每件事情都对，而是他相信：中国的问题必须通过改革解决。
今天看来，这句话甚至有一点陌生。
朱镕基留下过一句极具个人色彩的话：“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，我都将一往无前，义无反顾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这句话后来成为他的政治标签。
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豪言壮语。真正重要的是，当年的朱镕基确实在推动一些可能得罪庞大利益集团的事情。改革国企，会得罪国企系统；整顿金融，会触动银行和地方利益；精简机构，会砸掉一批官员的饭碗；推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则意味着中国必须接受一整套外部规则，并进一步向国际市场开放。
这些事情未必都做得漂亮，但方向很清楚：政府要减少对经济的直接控制，市场要发挥更大的作用，中国要进入世界经济体系。
这正是朱镕基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遗产。
2001年，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。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，当时的中国领导层为了“入世”，愿意作出多大的制度调整。因为加入WTO意味着中国不能只是要求别人开放市场，自己也必须开放；不能只享受全球贸易的好处，也必须接受国际规则的约束；不能什么都由政府说了算，而要让市场、企业、资本乃至外国竞争者进入原来封闭的领域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加入WTO从来不只是经济事件，它实际上是一场制度选择。当时中国最高层相信一件事情：中国的发展，需要世界。
二十多年过去，今天再回头看朱镕基，最令人感慨的，或许正是这句话。
中国当然仍然需要世界，但中国政治的关键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当年的关键词，是改革、开放、接轨、市场化；今天越来越频繁出现的，则是安全、斗争、自主可控、底线思维，以及党的全面领导。这并不是几个政治口号的变化，它背后，是整个国家治理逻辑的改变。
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中国改革有一个基本假设：“政府管得太多，所以要放”。今天越来越明显的逻辑则是：“党必须管得更多，而且要管到几乎所有重要领域”。过去担心的是国企效率低下，因此要引入竞争、股份制和市场机制；今天强调的是国企必须做强做优做大。过去中国努力让外国资本相信，中国会越来越开放；今天外国企业首先考虑的，却越来越多是地缘政治、安全审查和供应链风险。
这就是朱镕基去世在今天格外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。他离开的，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命，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，也早已经渐行渐远。
当然，把这一切简单归结为某一个领导人，也是不完整的。中国今天面对的国际环境，与1990年代完全不同。中美关系已经从合作走向战略竞争，全球化遭遇逆流，国家安全重新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议题。即使换一个人执政，中国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回到朱镕基时代。
但问题在于：外部环境变了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改革必须停止？中美竞争加剧，是不是意味着市场化必须倒退？国家安全重要，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必须不断扩大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？
这才是朱镕基去世之后，真正值得中国人思考的问题。因为过去十多年，中国发生的变化，并不仅仅是对外政策调整，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内部：权力进一步集中，党重新进入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重要领域，民营企业面对越来越强烈的不确定感，社会表达空间不断收紧，地方政府和官员越来越担心“犯错误”，于是宁愿不做，也不愿承担责任。
一个国家最值得警惕的，从来不是犯错，而是越来越没有人敢纠错。
这也让人重新想起朱镕基的另一个特点。他会发火，会骂人，会在记者会上面对尖锐问题，会公开谈腐败、失业、金融风险和政府效率。今天回看那些记者会，有时候甚至会产生一种时间错位感：原来中国的总理，曾经可以这样讲话；原来记者，也曾经可以这样提问。
朱镕基当然不是民主政治家。他也是中共体制内成长起来的高级干部，而且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从未挑战这个体制，没有必要把他浪漫化。但即使在同一个体制内部，不同的政治人物、不同的权力结构、不同的时代气氛，依然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治理方式。这恰恰值得思考。
朱镕基时代的中国，权力同样高度集中于中共，但最高层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工。总书记有总书记的角色，总理有总理的空间，国务院负责经济，地方政府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性，知识界可以讨论改革，媒体甚至可以监督一些政府部门。
所有这些空间都有限，但它们确实存在。而一个社会真正的活力，很多时候恰恰来自这些有限的空间。
朱镕基退休之后，越来越少公开露面，他的政治时代也越来越远。有意思的是，随着时间过去，中国社会对他的评价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当年被国企改革冲击的人，未必喜欢他；当年买不起房的人，也未必会怀念住房市场化。今天重新评价朱镕基，同样不能忘记这些历史代价。
但历史人物往往就是这样。人们最终记住的，不一定只是他解决了多少问题，还会记住：他究竟想把这个国家带向哪里。
朱镕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，也许不是GDP增长了多少，不是外汇储备增加了多少，甚至不是中国加入了WTO，而是一种社会预期。那时候，很多中国人相信：明天会比今天更开放，市场会比今天更自由，中国会越来越接近世界，普通人只要努力，人生就可能向上走。
这种预期，可能比任何经济指标都重要。因为一个国家真正强大的动力，并不仅仅来自政府规划了多少产业，更来自亿万普通人相信未来。
所以，朱镕基去世之后，真正值得问的，也许不是：中国还会不会再出现一个朱镕基？历史不会简单重复，中国也不需要复制一个朱镕基。
真正的问题是：中国还会不会再出现一个相信改革、敢于改革，而且能够推动改革的时代？
四十多年前，中国从“文革”的废墟中重新出发。邓小平说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，后来又说，不改革开放，只能是死路一条。江泽民、朱镕基时代把中国进一步推入全球经济体系；胡锦涛、温家宝时代虽然改革动力已经减弱，但大的方向仍然没有逆转。直到最近十多年，中国发展的政治逻辑开始发生越来越明显的变化。
于是今天，当朱镕基离去，人们突然发现：我们怀念的可能并不只是这个脾气很大的湖南老人，我们怀念的，是一个相信开放胜过封闭、市场胜过管制、改革胜过停滞的中国。
朱镕基当然有他的局限，那个时代也留下了无数问题。但至少，那个时代的人们相信前面有路。甚至明知道前面可能是“地雷阵”，仍然有人愿意往前走。
今天，朱镕基走了，一个时代也真的结束了。
只是历史最后留下的问题仍然在那里：
中国下一次重新选择“向前走”，还要等多久？
——仁智
本文转自：TNT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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